日期:1957-9-20 作者:陈季瑜
陈季瑜听了李慎之刚才的解答和前几次大会的发言,都表现出一个特点:就是他在总的方面承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,好像是认识了问题,但是在具体交代或者解答问题,就都把实质问题抽掉了,这大概就是他所欣赏的“釜底抽薪”的办法,应该说这是不好的。
他说,他找人谈话是找对党意见不多的人去谈,就西方组而言,他找刘家杰、乐清、曹德谦的内容较多,时间也长,他说谈话是“探讨性”的,我们知道,这些人较年轻,需要较多的正面的帮助,为什么恰恰要找这些人探讨,而探讨的问题又这样广呢?并且在和这些人“探讨”以后,还要说“青年人有个毛病,一到运动的时候就把平日谈的‘兜’出来了,加人以罪名”。这就很令人不解,也使人不得不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说呢?为什么怕“兜”出来呢?
李慎之惯用假借同意别人的意见,输送自己的思想,不惜曲解别人的话。李慎之和苏东组的同志谈话说:“杨效农谈到双重人格的问题”,而杨效农说的是“我们这样的人有两重身份,既领导人也被领导,因此提意见不敢大胆。”并没有谈什么“双重人格”,恰恰是李慎之自己在那天会上说的是“人民内部矛盾,一般来讲,是党和非党的矛盾,就我来看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在党内”,他还解释说“很多党员不敢提问题,因为党员要受党纪的约束。”正是李慎之自己有双重人格的思想,而他却拉上了杨效农,仅仅把自己说成是有同感,不是自己有这个思想,为什么要这样避重就轻呢?
上次会上人家问他对三反有什么意见,他说:“他只是和西方组的同志有同感”。可是西方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,那天何疆对三反时处理过去行政处芦济仓的问题提出意见,而梁再冰认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,可以说明三反是伟大的,引起了争论,李慎之究竟同意哪方面意见,和谁同感?始终没说出自己具体的实际思想和看法。
李慎之说,在鸣放期间,他曾和有些同志争论,他主张鸣放,党内党外要有区别,而有些同志认为不应当有,好像是他主张得对,但是实际情况是怎样呢?那些主张不应当有区别的人,说明除了党的机密外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。当时吴晋同志同意李慎之的意见,吴晋并且举例说:“李慎之有一次和他讲,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,口头是为国为党,实际上还不是为钱为地位。”吴晋说这话当然不能在党外讲。我们要问,这话难道在党内可以讲吗?这是个什么区别?这是立场问题,不是区别问题,李慎之就不敢正面交代清楚。
李慎之愿意把问题说得似是而非,表面上看好像没有错,但是假如把问题揭开来看就很清楚。他说他要探讨问题,他作为一个整风小组领导人,为什么在党的会议和整风会议上不能讲,总说有顾虑,而却在背后与一些同志谈些“探讨性”的问题,他为什么要这样呢?并且对人谈了话,又怕别人“兜”了出来,难道这能叫做探讨问题吗?
他说,他对党没意见,他是被破格提升的,他也说不愿搞外交部工作,而要出名,这当然有他真实的一面,但绝不仅仅是这样,比如李慎之就曾经很激昂地和江瑞熙同志说过,如果实行对外部的合并计划那把我李慎之放在哪里?对到外交部工作他有一个时期也是很热的,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从来不想干,后来只是情况变了而已。李慎之空洞地、抽象地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,并不能帮助自己真正认识错误,希望李慎之大胆正面,具体地交代自己的问题。
来源:《李慎之材料之二十三》(内部材料定期收回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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